原标题：【地理观察】为什么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勇冠全国？甘肃省和陕西省，原本是一家人，为什么被一分为二？13个省份人口自然负增长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战争以前的整个古代，《中国历代名人词典》共收录名人3005人，湖南籍仅有23人，占0.77%；而战争以后的近代名人共750人，湖南85人，占11.33%。为什么近现代的湖南人才辈出？
湖南地处内陆，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发生过多少举世注目的重大事情，亦缺乏引领潮流的人物。虽然出现过理学开山周敦颐，思想王船山，但总的说来人才之少廖若晨星。到了近代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一、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人才群体。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唐鉴、李星沅、劳崇光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汤鹏等。
魏源，湖南隆回人
二、19世纪50-60年代，即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长佑等。
三、19世纪末，即甲午——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
四、20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主要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蒋翊武等。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
物，湖南籍有16人，占34.8%。
在1955年9月授予的10位中华共和国元帅中，湖南人有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
齐白石，生于湖南长沙
文化名人有：杨昌济、徐特立、萧三、田汉、丁玲、周立波、周扬、齐白石、吕振羽、翦伯赞、章士钊、周谷城、曾昭伦、周光召。真是灿如群星，辉映神州。
近代湖南何以人才辈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蔚起的基础。
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决于他有没有基本的素质和顽强的性格。一个地区的人才状况，恐怕也取决于此。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基础。
在漫长的古代，湖南开发缓慢，长期被人称为“瘴疠卑湿”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大都是苗徭等“蛮族”。文物远逊于中原和东南地区，以至“湖南人物，罕见史传”。唐大中年间长沙刘蜕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
至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陆续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开始有了较大进展。长沙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蔡锷，湖南宝庆人
经元末明初的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几乎十室九空，经济顿形衰败。明洪武年间开始，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借移民之力，经济得以恢复，明代湖南人才亦开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但与临近的江西相比，仍相形见绌。那时江西籍的名人占全国同期的7.8%，湖南仅占1.2%。
明末清初，闯献，清军入关，三藩战乱，湖南各州县迭遭蹂躏，又陷入旷野无人的境地，据各地志书记载：
醴陵“死亡过半，业荒无主”；慈利县境“百里无人烟；沅江县“户口十损七八”；桂东县仅存63丁；武冈“郡人十不存一”。
据有人研究，明清鼎革之际，湖南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清初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
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湖南人由来考》，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湖南全省外来移民占人口总数的以上。宝庆府、邵阳县、武冈州、湘阴县、靖州等七个州县人口中移民占98.4%。
慈利县“土著老民，百不存一。其后迁徒新户，十常得九，稽其户籍，以江西为最多。”
岳麓书院
事实上，考察近代湘籍历史名人的祖籍，有许多都来自江西。象著名思想家魏源及同族、清末出任两江总督的魏光焘的先世即是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邵阳的。
上述情况表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度移民，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大移民，使湖南居民的族缘与血缘得到了更新，从而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大凡离乡背井迁往他方的移民，大都据有开拓意识和自力更生、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而言，那些秉性懦弱、得过且过、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往往不愿离开熟悉的本土去追求新的生活。一般来说，就生理、心理因素而言，移民是优越于土著的。
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到康熙时，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赢得“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从而为湖南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增加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中的苗、瑶、侗及土家族长期相处，既有彼此争斗，亦有相互联姻。据谭其骧对宝庆一府和靖州、湘阴七州县中土著九族的考证，发现有四族系蛮族后裔。所以谭其骧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
沈从文，湖南凤凰人，苗族
。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
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第 二、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闹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制。成长的基本素质，有成长的坚强性格，还必须有使有才之人脱颖而出的机制。
在清代，学子士人要想成才，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进入仕途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必须取得功名。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到清代已推行了千余年，虽然有不少弊端，明清的“八股取仕”在后人看来纯粹是禁锢和摧残人才的敝政，并且已于清末加以废除，但历史地看，科举比之于“乡举里选”和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疑是一种进步，下层士人可以通过考试的公开竞争获取仕进的机会。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生动地反映。古代不少有作为的家，如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范仲淹、包拯、文天祥，明清时的海瑞、于谦、陶澍、林则徐等等，都是通过科举即所谓的正途出身而登上午台的。
在清代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特别是要越过八百里洞庭湖，风狂浪险。陈鹏年写道：
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杨昌济，湖南长沙人
杨昌济曾经也说过：
以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鄂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寥，可想而知。
他还谈到自己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死的。
南北合闱的结果使湖广省中举的名额多被湖北人占去，湖南中举的人极少。各县的教谕一职例由举人担任，因此也大都由湖北人出任。
雍正元年（1723）设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第二年没湖南巡抚，驻长沙，同年南北分闹，湖南首次单独举行乡试，中试名额49名，副榜9名，仅比湖北少1名。武举25名，与湖北同，从此成为定制。
唐才常，湖南浏阳人
建省与分围既免除了风浪之险，又减轻了士子的经济负担，名额的划分又增加了湖南士子中试的机会，从而激发了湖南士子进取心和求得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正如杨昌济所说的那样：“湖南与湖北分围以后，文运大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围之效也。”
第 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正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孕育了一辈又一辈近代湖南名人。
经世致用从人生态度来说，是一种入世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表现即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态度，勇于承担天下家国的重任，尽力解脱天下苍生的苦难，而不以一己私利为进退。
经世致用从人生价值取向来说，是追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退而独善其身，进而兼善天下。
经世致用从学术风格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注重学问的现实操作性和实用性，注重知识者的生命价值与黎民百姓生活的联系。
王夫之，今湖南衡阳人
一句话，就是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日用人伦的实际学问，学以致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更是湖湘文化的一大传统。
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湖湘学者多能“留心经济之学”，且努力付之实践。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直接接受并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
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有关治体、钱粮、河工、盐课、农田、仓储、边防、刑政等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道光六年（1826年）出版，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对湖南士风影响尤其重大：“三湘学子，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受经世致用学风熏陶，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撰对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
他乡试落第之后，潜心研究舆地、兵政、农学、水利等关于民生国计的学问，从而奠定了他日后带兵打仗、收复新疆和倡办洋务的学术基础。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
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将理学与经世结合起来，将经济与义理、词章、考据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他自己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卷，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注重实用之学，志向却很高远。
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至于“一身之屈伸，一家的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能忧及此也。”他还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联语以激励自己。
正是经世致用学风使湖南一批一批的仁人志士，树立经世之志，致力经世之学，养成经世之才，并成就经世之业。
第 四、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湖南学士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在罗典、欧阳厚均等山长主持下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刘蓉、胡林翼、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谭老师地理工作室综合整理
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湘籍名人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
20世纪初，路的。
李富春，湖南长沙人
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
1902年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此后，官私费并举，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总数的11%。
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首批留法89人，湖南学生43人，到1920年底，赴法湖南学生364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占第二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蔡和森、李立
人才离开不教育，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第 五、近代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军政方面，企业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社会充满内忧外患，急需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接连不断，湖南军事人才的崛起刚好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需要。
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变革这个社会现实，需要大批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有志向、有能力从事、军事活动的人们就有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人的成才需要环境，需要机遇。陶澍、贺长龄、魏源在嘉道年间倡导经世致用，从思想学术上影响了大批湖南士子。但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
湘军的成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人颇牧而家孙武”，许多青年士子乐于投笔从戎，建功立业。
湘军时代延续了三十余年，甲午一战划上了句子。同时又成为湖南志士维新求变的契机。出国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这个醒风血雨之中叱咤风云，成就反清革命和创建的历史功勋。
建立之后，政局依然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战争，烽了不朽的功勋。
第 六、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才需要发现和爱护，需要培养和扶持。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好千里马，更看重伯乐。而发现和培养人才往往是从已成为人才的人从自己已熟悉的人中开始的，这样互相帮带，互相提携就形成一种人才链，逐步扩展，逐步增大，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团。
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爱才、识才、举才、用才，使天下英才聚集于他的髦下。经他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于五湖四海，几于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注意从学生和亲属中选拔人才，此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据萧一山《清代通史》所载，湖南中兴人物凡87人，36人来自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占41.4%。
据有人研究，现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也表现出三个有规律的群体现象：
一是一个地方出现许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长沙、湘潭、湘乡、宁乡四个人人。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往往会造就众多的革命人物，其中最优秀的人才被推到历史潮流的前列而成为革命领袖。
双都是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人才的主导职能突出，人才的群体功能协调，群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能够各尽其才，取长补短，并造就了宏大的革命人才群。这与革命领袖的精神和人格的强大凝聚力是分不开的，革命领袖对于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湖南在近现代历史上为“日月换新天”贡献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家、军事家、思想家，还有一批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科学技术人才，这是湖南的光荣。
但是湖南人才结构所存在的不对称状况也值得加以反思。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家、军事家，科学家，也十分需要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湖南人会种地、会当兵、会读书、会出书，也要会经商、会办企业，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湖南人有基本的素质，有顽强的性格，有辉煌的历史，有光荣的传统。完全可以预期，他们能够实现新的辉煌，作出无愧于湖湘先辈的新的伟大历史贡献。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甘肃省和周边的各个省区几乎都发生过行政区域的调整。今天我们来聊聊甘肃省与陕西省分家的故事。在明朝统治时期，甘肃和陕西曾经是一家人。但是在清朝入关以后，甘肃省与陕西省分家。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甘肃省与陕西省的关系非常的复杂
认真的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甘肃地区对中原王朝至关重要。在中原王朝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一般都会全力经营西北地区，打通著名的丝绸之路。从汉朝到唐朝，历代的中原王朝一直沿用这个模式。甘肃省的很多地名都与这一发展战略有关，例如武威、张掖、酒泉等等，都是中原王朝通过一系列战争建立的。从文化上来说，甘肃所处的陇上文化与陕西所在的关中文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在宋朝统治时期，西夏迅速崛起，控制了甘肃、宁夏等地，与宋朝长期对抗。宋朝动用全国的力量，也没有能够消灭西夏国。在这一时期，甘肃地区的民风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国家的疆域空前辽阔。为了更好的管理，元朝建立了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把全国划分成了10个行省。甘肃省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属于十大行省之一。
甘肃省的由来很有意思，在古代历史上，甘州和肃州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甘州是现在的张掖市，肃州则是现在的酒泉市。在元朝统治时期，当时甘肃省的管辖区比现在的甘肃省大得多。但是，元朝的行省管理结构比较简单，一些官员的设计存在问题，需要后续王朝进行完善和调整。元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1368年，明朝建立，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北伐，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在明朝统治时期，明朝对元朝遗留下来的行省制度进行了改革，一些新的省份开始出现，例如广东省、贵州省等等。但是在西北地区，明朝却把甘肃省与陕西省合并了，这是怎么回事？虽然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但败退回草原的蒙古贵族们并不甘心，蒙古骑兵屡屡南下。其中，甘肃和陕西地区属于重灾区。为了调整各方面的力量，明朝决定把甘肃省和陕西省合并为新的陕西省。
二、甘肃省在明朝被并入了陕西省
在明朝统治时期，甘肃省被并入了陕西省。因此，明朝陕西省的管辖区空前扩大，包括现在的陕西省、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宁夏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的一些地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区域调整，由此可见，国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区划。清朝入关以后，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当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清朝入关的初期，继承了明朝的行政区划。但清朝最高处发现一些行省的面积太大，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例如湖广行省、江南行省和陕西行省，这些行省面积辽阔、人口众多，这些省份的高官存在割据一方的可能。为了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在清朝顺治皇帝在位的后期，清朝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按照规定，每个省只能有一位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就是主抓民政的副省级官员，属于全省的二把手。
清朝在陕西省设立了两个布政使，分别是陕西左布政使和右布政使。其中，左布政使驻扎在西安，负责关中地区的各方面事务。右布政使则驻扎在兰州，负责陇上地区的各方面问题。很明显，这就是陕西与甘肃分家的第一步。到了康熙皇帝上台以后，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已经稳定。康熙7年，清朝正式把陕西省一分为二，分成了新的陕西省和甘肃省。除了陕西省，湖广省被分成了湖南、湖北，江南省被分成了江苏和安徽。由于清朝的疆域面积比较大，而且不断的向西发展。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甘肃省的管辖区基本确立。当时，甘肃省的管辖区包括现在的甘肃省、宁夏自治区、新疆东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西部，成为了西北地区最大的省份。从乾隆时期开始，截止1928年，甘肃省基本上保持了这样的行政区划。
近日，国家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公布了31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全国而言，去年全国的人口出生率为1949年以来最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61年以来首次降到1‰以下。
1949年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 制图 澎湃新闻 晁嘉笙、彭艳秋
数据来源：国家
2021年各省区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
个省区，还包括青海（11.22‰），均来自西部地区。
从自然增长率来看，2021年有13个省区市为负数，包括山西、河北、湖北、上海、天津、江苏、湖南、内蒙古、重庆、四川、吉林、辽宁和黑龙江。其中，黑龙江省最低，为-5.11‰。
2021年，高于全国出生率平均水平（7.52‰）的有14个省份，包括广东、河南等人口大省，也包括青海等人口总量排名靠后的省份。2021年，上海、江苏、浙江等17个省份人口出生率低于7.52‰的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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